在持续14年的抗战史上，有不少大名鼎鼎的抗日英雄人物，他们有的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一如佟麟阁、张自忠；有的则算得上福将能全身而退，一如张云逸。但无论这些英雄是怎么的结局，从整个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这就是一场纸面实力差距明显却仍有无数英雄人物为了民族、国家选择前仆后继，敢于亮剑的战斗。

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抗日部队和日寇部队上的伤亡比更是普遍在4:1以上，在抗战初期时这一比例甚至达到了5:1，6:1之高。这也意味着中国抗战部队的牺牲之巨大，要牺牲5个人左右才能拼掉1个日寇。

但是，在普遍性之内也有例外。

在1944年的湖南衡阳，有一个将领便带领1.7万抗日部队抗击11万多日军精锐进攻，最终血战47天造成日军伤亡8万余人。衡阳保卫战也震惊中外，而指挥此战的名将领就是方先觉。

然而历史上对于方先觉的争议却一直存在，因为他在衡阳保卫战的最后时刻选择了投降日军。

1905年，此时的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的入侵后，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清朝也在民声鼎沸中一步步走向了末路。

这一年，方先觉出生在安徽萧县的一户乡绅世家。他的父亲方宝是一位清末秀才，优渥的家庭环境，诗书继礼的家风传承，也让方先觉一早便接受了儒教思想的熏陶。

而在12岁这年，他考入了萧县第四高等小学，15岁考入徐州中学，19岁考入上海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业上一帆风顺，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他大概率会在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然而，此时的中国正经历军阀混战，要想争取和平和正义，法律条文很多时候并不管用，甚至于沦为一纸空文。大抵也只有拳头和枪杆子更能解决问题，适逢王仲廉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生，于是他决定投笔从戎，并在次年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

在黄埔三期他成绩优异，出类拔萃。从黄埔第三期毕业后，他立刻奔赴了北伐战场，得到了当时担任团长的卫立煌赞赏，藉由此安排他去第一军第3连担任连长。短短一年后，他凭借出色的战功升职为第三营营长。

1931年他参加了干部培训班，并升为中校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部队开始加强战备训练。

1932年，他奉命去浙江驻守，防范日军南下。

1933年，日寇率军进攻热河，他率领部队北上和日寇激战，面对日军猛攻浴血奋战，身负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伤愈后随军南下进攻19路军，并在1935年升为少校军衔。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跟随师长李玉堂前往上海同日军激战，此战中方先觉团作战同样勇猛，之后他也迅速升任副旅长、少将副师长等职。

1939年，战略重镇南昌被日寇占领后，他带领部队持续发起反攻，这一年他也正式升为师长。经历了长沙保卫战后，他凭借出色的表现，正式成为了第10军军长。

值得称道的是，在职务擢升的同时方先觉作为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一贯的秉持了治军严格的作风，而这也为日后的衡阳保卫战打下了基础。

但随着日军不断向长沙方向增兵，很快战局急转直下，他带领部队退到了衡阳。日军之所以要进攻衡阳，除了该地区战略价值极高乃是日本人企图打通的铁路运输线必经之地且易守难攻外；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当时盟军的战机经常从云南机场起飞轰炸日军，而日军的飞机鞭长莫及，如果能攻占衡阳并建立机场，则可以直接袭击盟军的飞机；同时一旦获胜也还能“逆转 ”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

因此日本方面为了进攻衡阳可以说是下了血本，1944年6月中旬，经过反复讨论，日军大本营决定派遣精锐第11集团军进攻衡阳。

该集团军的司令是横山勇，是日军的猛将。其麾下集团军下辖4个装备精良的师团以及5个支队，合计11万兵力。而此时方先觉带领第10军驻守衡阳，如果满编有4万人，但是因为战争的损失导致并不满编，因此总兵力不多，只有1.7万人；而且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员中有一部分还是从长沙战场退下来的伤兵，战斗力有限。

尽管这支部队在此前的长沙会战中凭借顽强坚守的作风被抗日军民称赞为“泰山军”，但毕竟敌人的数量是自己的6倍多，火力更是自己的十多倍，如何防御衡阳成了难题。

为了争取援兵，达成战略目的，蒋介石要求他带领部队坚守衡阳10天至两周，但显然这已经是难如登天的任务了。

1944年6月23日，日军发起了总攻，其主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分别从南向北、从西向东，分兵夹击衡阳。

对此，方先觉早有准备，结合多年来在阵地防御战方面积累和研究的经验战术，已经部署了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将壕沟和土堡进行合理的安排，让190师和暂编54师互为犄角，相互协防。

日军为了尽快攻下衡阳，一开始就动用了毒气弹，前5天的攻势十分猛烈，陆续发起了十几波冲击，但都被顽强的第10军打退。为了缓解压力，第10军还设法反攻，一度攻入了日军阵地，第10军的狙击炮手还直接命中了日本第68师团长佐久间，直接震慑动摇了敌人的军心。

此时第10军已经坚守了16天，方先觉的10军也事实上早完成了委员长下达的任务，但约定的援军还没有赶到，这也意味着他的10军已经沦为孤军，期间也只有第62军打到了衡阳周边，但被敌人两个师团击退。

战斗持续到7月20日，第10军已经打退了日寇的两次大规模进攻，日军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4万，但第10军同样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军已经近9000人伤亡，全军战损超过50%。

为了鼓舞军心，方先觉决定把指挥部移到最前线，每天不断有炮弹落到指挥部附近，部下担心他的安全，但他坚持不下火线。就这样防御战一直打到了第45天，此时第10军伤亡率已经达到了80%，全军已经只剩下2000多战士，1000军属，其余6000多人负重伤，基本上丧失战斗力。

防御工事也大部分被摧毁，失守只是时间问题了。但第10军依然在坚持，多支部队已经全员战死，指挥部也被迫搬到结构更坚固的银行地下。

而奉命前来增援的部队第62军和第79军则多次进攻受阻，最近的时候曾打到了衡阳城外20公里的位置；至于第9战区的部队，则没有全力支援衡阳。王耀武的铁军74军距离太远，虽然全力赶往衡阳，但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摆在方先觉面前的是一个难题，如果继续打下去，肯定是全军阵亡。如果选择突围，6000多名重伤员就会成为人肉靶子，会被日军当成虐待工具，遑论他也面临缺少治疗的困境。最终指挥部经过多次讨论艰难的决定和日军和谈，此时他们已经造成近8万名日军伤亡，日军主将横田勇也面临撤职。

于是，8月8日在坚守47天后第10军谈判代表孙鸣玉向日本提出了“三不原则”。

“三不原则”即不丧权辱国、不杀害俘虏、不取消编制。经过艰难谈判，日军考虑到自身也损失过半，尤其是主将横山勇担心自己在谈判结束前就被撤职，最终同意了该原则。

最终，第10军剩余的人投降了日军，此战中该军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余人，重伤的多达2600余人。不过，日本人也并未履行约定，在10军投降后仍旧大量杀害了战士。

事后，蒋介石当然也深知此战的不易，重庆等地的报刊纷纷刊登了“第10军死守衡阳47天”的宣传报道，他并没有因为投降，而被大家唾弃。相反，蒋介石还要求军统戴笠设法营救他，经过数个月的努力，终于救出了方先觉、孙鸣玉和葛先才等人。

12月13日，当方先觉回到重庆的时候，部队高官和百姓纷纷来迎接他，打出了“抗日英雄归来”的条幅，方先觉等人也被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另外，日本方面也认为第10军的投降是一种“巧妙的伪装”，称日军在这件事上吃了大亏，但也只能如此。

但关于方先觉投降的争议则几乎影响了他整个后半生，而他本人也受到了冷遇。1968年，方先觉遁入空门，成为了和尚。那些曾经的事只能交给后人评说了。但无论如何，他率兵在衡阳以少打多、造成日寇伤亡超过8万的战绩已经载入史册，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