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第五军多少人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元帅宴请正在访问中国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期间邀请了杜聿明作陪。

当时蒙哥马利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而杜聿明则是中国战区缅甸战场的指挥官，两人都听说过对方的名声与故事，彼此之间也都互有敬意。

席间，在一次谈话中，蒙哥马利突然问杜聿明：“你曾经有百万大军，他们到哪里去了？”

杜聿明苦笑着摇了摇头，用手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说道：“我都送给他了。”

陈毅见状哈哈大笑地说道：“你没那么大方，这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

陈毅元帅

杜聿明事后说道：“这只是个笑话，陈毅的话我只同意一半，因为国民党有一半军队是败在了自己的手里。”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有些伤感地继续说道：“这方面我有切肤之痛，在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就像过去的机械化部队的战车，留在泥泞道路上车辙......”

杜聿明的一生打过许多漂亮的大仗，但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却显得极为狼狈，甚至说从他战败到被俘，可谓是一段魔幻之旅。

杜聿明

1949年1月10日，作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位居第二的淮海战役正式收官。随着战场上枪炮声远去，华野第四纵队在村民协助下抓到了一个名叫“高文明”的国军军官，将其押往审讯室。

自称国军军需处长的“高文明”的种种表现，让人察觉到他并非一般的军官。直到押送人员听到有战俘偷偷叫他“总司令”，众人才确认，这个“高文明”原来是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

杜聿明就这样很戏剧性地被解放军俘虏，并开始了战俘生涯。

在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并且后来还担任了新中国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那么杜聿明为何能获得特赦，他又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呢？

杜聿明

尽管在解放战争中，杜聿明担任国军的“剿匪”司令官与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国民革命时期黄埔军校一期的学员，杜聿明在抗日战争时表现卓越，在广西昆仑、在缅甸北部与日寇作战中取得了显赫战功。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桂越国际交通线而进攻广西，并占领了南宁。国际交通线关乎着抗战前线物资的供应，为保卫这一输血线，杜聿明在冷静分析战局之后，决定从南宁东北方向上的交通线要道昆仑关进攻，以此收复南宁。

于是在12月，杜聿明奉命带领素有“铁军”之称的第五军作为主攻部队，对昆仑关的日本守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日军这边派出的是同样有着“钢军”称号的第五师团。

经过杜聿明的充分部署和第五军将士的浴血奋战，国军主力在歼灭了五千多日军后成功收复昆仑关，史称昆仑关大捷。

昆仑关大捷之后的战士们

之后在1942年的滇缅路战役中，杜聿明也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使用虚虚实实的战术以多胜少击退了敌人，协助盟军将日军击溃，在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时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些都是杜聿明在抗战时期立下的战功。

也正因如此，在解放战争爆发后，杜聿明得到了国军重用，被授予了重要的职位。他先是作为东北保安司令官参与东北的“剿匪”行动，曾一度逼退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却在之后的战斗中被对方反击击败。

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9月发动了三大战役中的头战“辽沈战役”，国军在锦州节节败退。杜聿明在此时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权力。

刚刚正要登上人生巅峰的他却面对的是国军已成定局的烂摊子，他也无力回天。

杜聿明

在辽沈战役国军最终溃败之后，杜聿明撤回北平，之后受到蒋介石器重的他又被委任担任了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同样地代行总司令权力。

他又一次地奉命坐阵指挥国军在作为三大战役第二战的淮海战役同解放军周旋。而这一回他将不但遭遇同样的失败，还就此沦为战俘，开始了一段不同的人生。

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已进入尾声。黄百韬和黄维两个兵团先后被解放军歼灭后，杜聿明的部队就成了解放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多个纵队从三个方向对杜聿明部发起了猛烈进攻。形成了合围之势。在经过两天的激战后，杜聿明的十万残部向永城方向撤退，在解放军的包围下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处境。

解放军对尚且有一定实力的杜聿明集团使用了围困战。孤立无援的杜聿明部队只好在蜷缩在以永城陈官庄村为中心的狭小地带里，在寒冷的战场上靠着南京方面的飞机空投过来的物资苟延残喘。

淮海战役

从5日起，在陈官村附近的两个空投场，大米、面粉等食材和各类弹药被从南京起飞的飞机持续投下，之后在军队燃料不足的情况下又有饼干、罐头等熟食运来，但在空投时因为空投的飞机场太小，有一半都投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剩下的粮食则被国军士兵一抢而空，这些食物对被围困的众多兵员而言可谓杯水车薪。

此时头脑还算清醒的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了上中下策，其中上策少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兵力与共军决战；中策是固守已方阵地，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指代和谈）；下策则是率兵突围。而蒋介石最终选择了下策。

解放军这边也于6日开始对国军残部发动了全面进攻，杜聿明的部队一触即溃。杜聿明急电南京方面请求空军支援，但也无力改变败局。

到了10日下午，杜聿明的残余部队被彻底消灭，淮海战役也正式画上了句号。

淮海战役指挥官，从右往左（谭震林、陈毅、刘伯承、邓小平、粟裕）

而1月10日这一天，也成了杜聿明一生“最黑暗的日子”。那天他本打算于当天率部突围，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最终，仓皇逃亡的杜聿明在张老庄村被村民发现并汇报给解放军，沦为了解放军的俘虏，而且正如前面所讲，被俘的过程还颇有戏剧性。

当天随着正面战场的结束，大批的国军俘虏被押送到了收容所中。当时，华野第四纵队的政治处主任陈茂辉临时兼任了俘虏收容所的所长，办公室位于距陈家庄20里外的一间农家屋子里。

正当陈茂辉在审讯战俘时，卫生处处长赵云宏打电话来称抓到了一批新战俘，其中领头的看起来是个大官。于是陈茂辉让他将这一行人押来，由自己亲自审问。

陈茂辉将军

很快，三名战俘被押送到了陈茂辉的办公处，由其一一审查。当问到那个领头的身份时，对方回答是李弥统领的第十三兵团的一名军需官，名叫“高文明”。

有着多年审讯工作经验的陈茂辉从对方的神情察觉到了异样，感到其似乎心事重重。另一名自称报社随军记者的俘虏尹东生连忙开口证实“高文明”的身份并展示了其证书。

陈茂辉看了一眼那所谓的证书，同时将一个小册子递给“高文明”，让他将他们军需处六大处长的名字都写出来。

“高文明”先是一愣，随后从口袋想要掏笔，却掏出了香烟、牛肉干、名牌水果糖等一般国军士兵享受不了的物品，最后才拿出一支派克钢笔。

然而“高文明”提笔想了半天却没能写出六个处长的姓名。结合他之前的举动和身上拿出的物品，陈茂辉对眼前这个所谓军需处长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淮海战役中的战俘

一旁的“记者”尹东生赶忙称“高文明”被炮弹震坏了脑子并准备上前替他写名字，但随即被陈茂辉喝止。

眼见这个所谓的军需处长写不出名字，陈茂辉便向其阐述了共产党不论官职高低、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从实交待自己的身份。

“高文明”显得有些慌张，但还是没有承认自己身份，只是说想休息一下。陈茂辉便命人将这三人押下去休息。

谁知，这三人刚被押出去，十三军团的一批战俘正好路过，有俘虏看到了“高文明”窃声说到“总司令”，被押送人员听到了，立即报告给陈茂辉。

这个“高文明”的身份也就此暴露，他就是杜聿明，而那个记者“尹东生”则是他的副官。

眼见身份暴露，杜聿明竟拿起石头就往自己头上砸去，顿时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

淮海战役中被俘的杜聿明

陈茂辉一边赶忙派人将杜聿明送往医院抢救，一边也严厉地质问俘虏，从他们口中确认了这个假处长就是作为国军司令员的杜聿明。

杜聿明最终被抢救过来，但从他妄图自杀的行为可以看出，此时的杜聿明是宁愿去死也不肯当解放军的战俘，心中对于自己战败并不服气，对于共产党也充满敌意。他这顽固的态度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医生对其检查时发现杜聿明的身体条件并不好，在作为国军将领的日子里，长年的征战与奔波劳累使他的身体落下了一身疾病，胆囊、肾、肺等部位都有结石等问题，因此本着优待俘虏的原则，医护人员对其进行了精心护理和治疗。

但此时的杜聿明依然顽固不化，一直以“国之柱石”自称的他拒不接受共产党的改造教育。在他被单独关押时，甚至又一次想要自杀，被看守士兵阻止。

在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又作为“头号战犯”与黄维等人被一起送到了北京功德林管理所进行改造。

黄维

在功德林，杜聿明同样地不接受改造还要闹脾气，甚至又出现了自杀行为，由此可见他心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抵触之深。但在坚持与中共的改造教育对抗一段时间后，杜聿明却逐渐开始转变了态度。

之前在医院里杜聿明就已经被查出了身体的各种疾病，送到监狱后也不曾好转。肺结核、肾结核、胃溃疡等顽疾不断折磨着他，一直到监狱里他都经常会出现病痛，全身虚弱无力，各种脏器都有着大大小小的问题。

功德林监狱在获得这一情况后，定期将杜聿明送往医院检查，还派人专程去港澳买贵重药物给他使用以让他的病情好转。

原本以后自己在监狱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杜聿明，不想却受到了如此的优待，还让自己多年积累下的病症开始缓解。

杜聿明

除了身体脏器的恶疾外，杜聿明经医生检查发现还有严重的脊柱炎，以至于晚上睡觉时都不能转身。为此医生们除了使用药物治疗，还为其特制了石膏板，令其能安心躺下入睡，帮助其矫正脊柱骨。

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列强经济封锁的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匮乏、各类衣食需求稀缺，但监狱和医院都给了杜聿明这个身为前国军将领的战俘最好的条件。

在大陆没有所需药品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还亲自特批从香港、澳门购买了昂贵的进口药，同时监狱方面也给他开小灶，将猪肉、鱼肉等当时珍贵的食物都给他盛上以补充营养。

在这样的悉心照料下，杜聿明一直以来都没能治愈的胃、肾等部位的疾病竟然都好了，他的身体也渐渐康复起来。

蒋介石与杜聿明

同时监狱方面还满足了杜聿明想要了解亲朋好友状况的愿望，让他与许多已在新中国政府工作的老朋友见面。

面对中国共产党出乎意料地善待，杜聿明的态度也开始有所转变。如他自己所说，在他身体疼痛逐渐减轻时，心中的痛苦也在减轻。他明白了共产党是在真心实意地为他治病，这些小事的积累让他对共产党的认知有所改观。

不过，真正让杜聿明以及众多战犯思想出现转变，并最终转向中国共产党的，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

曾在抗战中打过几次漂亮仗的杜聿明，对于共军的装备和人员素质本是有些蔑视的，这也是他被俘后不服气的原因之一。

上甘岭

正因如此，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初期，杜聿明内心是不看好志愿军的。不仅是他，功德林的不少战俘包括之前的黄维等人都等着“看好戏”。

彼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是这些战俘不看好、喝倒彩，在国际上各方势力也一致不认为他们能同装备精良、经验丰富的美军抗衡。

在这样的环境下，志愿军士兵们还是带着简陋的装备、在艰苦条件下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赴朝作战。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而接下来的战况，则让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在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次入朝作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志愿军一路反推到了清川江，粉碎了麦克阿瑟的攻势，并在接下来的作战中志愿军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推进到三八线。

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消息传到功德林，无数战犯都为之震惊。

尽管对于共产党曾经的胜利心存不服，但作为曾在抗日战争中领兵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将领，杜聿明一直是心系祖国的。

在志愿军的捷报传来后，身处高墙之中的杜聿明心中那份报国热情再次被引燃，同时他也对志愿军战士不畏艰难、在落后条件下战胜强敌的意志感到震撼与钦佩。

麦克阿瑟

这一次杜聿明也明白了，为何国军曾在人力、装备、物资等各方面都占尽优势，却还是输给了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他也彻底为共产党的人民军队所折服，并主动找到管教，为志愿军积极献策。

杜聿明告诉管教，他认为美军装备和火力虽强，但训练不足，又缺乏有效的战略和战术研究，因此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般强大。志愿军只要能灵活使用战术，根据环境制定好战略，是完全有可能击败美军的。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除了要面对天寒地冻的环境、使用落后的武器装备，还要面临着后勤补给的缺失。

尤其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期，掌控了制空权的美国空军对志愿军的运输补给线进行了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妄图以此切断志愿军的后勤，断掉志愿军的口粮以此打垮中国军队。

朝鲜战场上美军的轰炸机

后勤供应跟不上，前线的士兵们物资匮乏、缺衣少食。而且在美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即便是供应上了食物，志愿军士兵也无法生火做饭，因为一旦做饭，炊烟就会引来美军的轰炸。

在这样的情形下，志愿军的后勤人员机智地想到了使用炒面来代替干粮。炒面由70%小麦、30%大豆、玉米等粗粮加上食盐进行翻炒混合形成，它制作简单方便，易于保存和运输，而且口感也不错。

于是彭德怀元帅立马批准了部队对炒面的生产，一时志愿军每月需要上千斤炒面，出现了“不要干粮要炒面”的景象。

志愿军对炒面的需求量之大，让整个东北地区都无法完全供应。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家家户户炒炒面”的景象，连周总理本人都亲自到车间里为志愿军制作军粮。

家家户户炒炒面

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出动为志愿军炒炒面的景象，让功德林的战俘们都大受震撼。在看到连左臂有伤的周总理都亲自动手后，刚刚病愈不久的杜聿明也带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加入到了炒制炒面的队伍中。

于是，昔日的将军此时开始了烧火、和面，亲自拿着铲子进行翻炒。杜聿明没有任何怨言，因为他由衷地为志愿军所折服，也发自心底地用自己的双手支持着抗美援朝。

杜聿明不仅亲自下厨，还带着同样是战俘的原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等人一起为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炒制干粮，甚至是之前许多看低志愿军的国军战俘都一致动手制作炒面。

他们都曾有过挨饿的经历，因此即便不支持志愿军取胜，也不愿意看见志愿军在战场上挨饿的情况发生。

对于杜聿明自己而言，作为战俘的他在监狱中能够吃饱喝足，那么为前线的志愿军制作简单的军粮都是应该的，哪怕自己付出一些汗水不算什么。

杨伯涛

在炒制干粮的任务完成后，杨伯涛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名为《为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炒干粮》，其中“只缘此身罪待改，心逐米粒到战场。”将许多战俘的心声都表达了出来，展现了志愿军精神对他们自我改造的影响。

除了炒制军粮外，杜聿明还和杨伯涛一起分析并写出了美军的优缺点，记录了美械武器的特点研究。作为曾经的美械王牌军指挥，他的材料为志愿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尽管身处墙内，但杜聿明却在为万里之外的前线士兵出谋划策。可以看出，此时的杜聿明已经发自内心地转变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予以了支持。

1953年7月，随着美军与中、朝签订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杜聿明饱含真情地称赞了对于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并说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由此，杜聿明也真正地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他也于1959年和溥仪等人一起成为了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并且他的名字还位列特赦名单第一位。

在接到特赦书的那一刻，杜聿明先是不敢相信，然后饱含着多年积累的感情爆发出来，一时泣不成声。

重获新生的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和见证者将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成为珍贵的文史资料。

在后来他还受邀担任了中国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并写信表达了自己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一直身处台湾，并且台湾当局几乎没有给她发过救济金。杜聿明长子杜致仁因为在美留学贷款被蒋介石停止而服用安眠药自尽。

女儿杜致礼倒是在杜聿明服刑期间与父亲有过通信，但当曹秀清提出要去美国看望女儿时却被台当局阻拦。曹秀清感到心灰意冷，与丈夫重逢似乎再无可能。

好在，在杜聿明获释后，周总理重新帮二人创造了再会的条件。在周总理精心安排下，曹秀清在1963年辗转多国最终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周总理

分别十几年后，夫妻二人得以重逢。此前对于丈夫是否真心留在大陆感到担心的曹秀清，如今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也知道了丈夫所受到的新中国政府的精心照顾。

曹秀清之后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夫妇二人还和北京同样获释的各战俘及其团聚在一起的家属们参观了各种祖国的名胜古迹。

杜聿明从一名曾顽固抗拒的战犯，到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政协委员，这是多么戏剧性的转变。

而这其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党和人民政府不计前嫌的宽大处理对其的感化，更是新中国在抗美援朝中体现出的保家卫国、万众一心的深厚精神。

也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和强大意志最终触动了杜聿明，使其完成了蜕变，以至于心甘情愿地为志愿军炒军粮。

杜聿明于1981年在北京病逝，在他悼念词中评价到，他虽然曾经走过曲折的道路，但他有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民也会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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