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钱锺书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他博闻强识，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评论等方面均有极高的造诣，为推崇者冠以“钱学”。他与饶宗颐并称“南饶北钱”，一时传为佳话。在弘扬文化自信的新征程上，享有“文化抢救工程”美誉的大型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将镜头对准钱锺书，给予一代学人及其学术应有的关注与尊重，将为民族文化宝库留下又一笔珍贵财富。

1910年11月21日，江苏无锡。在煊赫一方的教育世家钱家，钱锺书出生了。由于大伯父钱基成只有一个女儿，按照旧习俗，他被过继给了长房，由大伯父抚养。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锺书接受到了来自家族的两份父爱：大伯父给予了他慈爱，而作为教育家的父亲钱基博则对他严厉了许多。在这双重爱护下，他逐渐形成了家学与自学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为其日后走向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奠定了基础。

人如其名，钱锺书嗜书如命，但仅限于兴趣深厚的国文和英语，而对数学竟没有半点兴趣，也不愿意为之花些许时间。这就导致他差一点因数学成绩仅有15分而被清华大学拒之门外。所幸，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爱才心切，念他国文优异、英语满分而破格录取。入学后不久，钱锺书便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读欧美名著的节奏横扫校图书馆，名震清华园。

对于“书痴”钱锺书横扫图书馆的真功夫，其清华同学、作家吴组缃是有所领教的。据吴组缃回忆，有一次他和曹禺在咖啡馆见到钱锺书在一旁读书，遂萌生了请钱锺书推荐几本英文书的念头。二人原本只打算请钱锺书推荐两三本，却不曾想，钱信手拿过一张纸，正反两面写了四十几本，书名、作者及简介逐一罗列。信手拈来便是洋洋洒洒，令吴、曹两位才子大为叹服。

钱锺书才情过人，读书、考试不在话下，就是写起颇显长者之风的文章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他自中学阶段就开始为父亲代笔写信，由口授而代写，由代写信而代写文章。有一次，钱锺书代父亲为乡下一家大户作墓志铭，事后偶然听到了父亲的赞许，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父亲夸赞自己。钱穆先生出版《国学概论》时曾请钱父作序，怎料得序文竟出自刚满20岁的钱锺书之手。文章写就后，钱父只字未改，足见其对钱锺书文笔的认可。

1934年，钱锺书到北平探望杨绛

在1935年至1938年间，钱锺书与新婚妻子杨绛赴欧洲留学。二人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短短三年内，他竟先后掌握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在这段相对轻松愉快的游历生涯中，日常见闻及对人性的洞察，都被他注入到了日后的文学创作当中。

1938年，钱锺书和杨绛在巴黎卢森堡公园

尽管就其一生的成就而言，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并不算丰产，但每一部创作都非常有特点。比如，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于旁征博引中迸发自己的奇思妙想，畅谈对人生、社会、人性的思考。短篇小说集《人·兽·鬼》等，以幽默犀利的笔锋直指人的文化心理。而长篇小说《围城》则俨然一部“现代儒林外史”，通过留学生方鸿渐的归国生活铺陈开上层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画卷，揭露出人的“基本根性”。

钱锺书对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以宏阔的世界视野和强烈的现代立场，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创立了打通、参互和比较的独特治学方法。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更为突出，更显功底。

他著作《谈艺录》对中西诗学作了精微的辨析、比较和阐发，是中国最早的中西比较诗论，书中颇多新鲜独到的见解。《管锥编》对中国古代多部典籍作了考释，并比较研究了中西文化和文学，融广博的知识和精卓的见解于一体。《宋诗选注》体现了新的选诗原则和注释标准，对诗歌创作中的问题作了精见迭出的阐发。这些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自1950年代起，因卓绝的英文水平，钱锺书多次被举荐参与到《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当中，共计推出《毛泽东诗词》4卷本。他有着鲜明的翻译观，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较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翻译化境论”。他认为，翻译有三个层次，一是能够体现翻译的性质以及在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功效；二则是忠于原作，通过细心思考、解读原文避免各种错误；第三是化境，既兼顾文化差异又让人读起来轻松流畅。

钱锺书、杨绛夫妇及女儿钱瑗摄于1946年上海

钱锺书的睿智，让他躲过了很多浩劫。而其治学，因从不迷信权威，化天下典籍为我所用，终于造就了这样一座“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的“文化昆仑”。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妻子杨绛一生互敬互爱，堪称是学术界的“神仙眷侣”。在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的眼中，他是与陈寅恪先生等量齐观的“人中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