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光彩？如何坚持国际视野，在文明的交流对话中呈现中华文明的特殊价值？如何让精深的文化经典为广大公众理解、吸收，在保证学术严谨的同时兼顾普及性？日前在北京发布的“中华文化新读”丛书第一辑，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与尝试。

　　据悉，该丛书为国际儒学联合会与活字文化合作策划。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辑中，包含叶嘉莹《兴于微言：小词中的士人修养》、厉以宁《沉沙无意却成洲：中国经济改革的文化底色》、王蒙《激活儒学》、陈来《儒学今读》等10部新著，其中既有“大家写小书”，展示大家思想里传统智慧的结晶，也有不少中青年学者充满新意和锐气的研究新成果。

　　——编  者  

　　一

　　暮春之初，“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布会暨“快雪讲坛”启动仪式在北海公园快雪堂举办。

　　该丛书特点有四：立足当代性，择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当代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观结合，实现中华文化的当代呈现；意在世界性，以国际视野研读中华文化，以世界表达讲述中华文化，体现中华文化在世界的独特价值；秉承原创性，所有选题均为原创著作，并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和材料，着重引入近年来对认识中华文化有所突破和创新的成果；坚持普及性，以“大家写小书”为原则，写作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用新语言、新形式讲好中国文化故事，打造当代中国人提升本土文化素养的优质读本。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为，对中华文化的“新读”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形式，并援引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对这套丛书的名称进行诠释。“中华文化新读”具有三重视域：原作者即文本原初的视域，解读者所具有的传统和现代的两重视域。“中华文化新读”的过程，是这三重视域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历史传统造就了我们；另一方面，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结合当下运用传统元素，这就会使传统得到发展。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读”过程中得以实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解读其著作《公天下与家天下》，聚焦于“大同”和“小康”这两个核心概念，并阐释“大同”和“小康”理念在中国思想史、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对中华文化的“新读”，不仅仅是对古代文献的重新阅读，也意味着在审视当今面临的问题之时，当代人要用好中国文化的丰富思想资源，不断提出对问题的新理解，并为文化的发展壮大提供新力量。

　　二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发布也见证了“快雪讲坛”的启动。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陈平原就快雪堂建筑空间的前世今生，特别是对梁启超在此地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并担任馆长的学林往事做了深入浅出的阐发。

　　北海公园快雪堂建筑群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原为皇帝前往阐福寺拈香请福之前休息的场所，仅有澄观堂、玉兰轩两组院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闽浙总督杨景素在调任直隶总督时，将明代匠人刘光旸所镌刻的书法石刻进献给乾隆。乾隆极为喜爱，特在玉兰轩后面添建快雪堂院落，将四十八方书法石刻镶嵌在院落墙壁之上。乾隆因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石刻将此院落命名为快雪堂，并专门撰写《快雪堂记》一文：“快雪堂之建，因石刻，非因雪。”

　　1923年，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全院拨作松坡图书馆第一馆，以纪念在护国运动中立下不朽功勋的蔡锷将军。1925年，快雪堂松坡图书馆第一馆正式开放，已受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担任松坡图书馆馆长。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梁启超每周在清华大学住4天，另外3天回到城里居住在快雪堂。他常约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学生在暑期畅游北海，“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也常邀名师在快雪堂举办学术活动。清华大学国学院学生吴其昌记录张君劢在快雪堂的讲学：“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焉”。北海快雪堂由清代帝王的皇家苑囿，转型为公共图书馆和讲学场所，甚至在学生眼中具有了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的气象。

　　如今，北海快雪堂不仅仅是一座书法艺术博物馆，也将随着“快雪讲坛”的启动被赋予现代书院的全新功能。快雪堂建筑空间功能的嬗变，恰恰印证了梁思成《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一文中“尊重这古国的灿烂文化”“复兴国家民族的决心”和“在传统的血流中另求新的发展”的愿景。

　　三

　　《礼记·大学》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近代以降，学术界聚焦对中华文化的全新解读、诠释与研究。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研讨的主体虽是敦煌学，却也提纲挈领地指向了“新材料”与“新问题”这两个关键词。

　　王国维在历史学上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提倡在治学上运用考古发现的“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的“纸上之材料”相互释证。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提炼为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国维治学的“新方法”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

　　1919年《新青年》7卷1号刊发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胡适在文中提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并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范式。

　　“中华文化新读”丛书以对中华文化的前沿研究为立足点，以新视野、新维度、新方法阐释传统文化，力求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新思潮，这是“新读”中华文化的荦荦大端。

　　与古为徒，温故知新。快雪时晴，佳想安善。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