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的早期著作《井冈山的斗争》中，一个人的名字能够连续出现四次，这样的人有且只有一位。

这个人就是谭震林，人称“谭老板”，又称“谭大炮”。

从井冈山时期开始，谭老板就同毛主席一起并肩作战，生死与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直到革命胜利。

可以说，谭老板长久以来积累的资历和威望都是很高的，而与此同时，谭老板的脾气也是出了名的火爆。

疾恶如仇，宁折不弯，这两个词是谭老板一生最好的注解，到最后，他的人生苦难恰恰却来源于此。

但又因此，到终老，谭老板仍然可以中气十足地说出那句话：“我谭震林还是那个谭震林。”

“一起上井冈山去做‘震山虎’”

谭震林和毛主席的缘分，最早开始于井冈山时期，两人自此结下了50年的革命情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全国各地革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同年9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

而谭震林当时正四处躲藏，他先后只身去往长沙、武汉，寻找党组织，但都杳无音信，苦于找不到党，他整日处于苦闷迷茫之中。

而紧接着毛主席以“郭亮”之名发的布告，终于给了谭震林以希望。

那是10月上旬，毛主席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委宛希先攻打茶陵城，杀了县长，砸开监狱，救下了80多名被关押的干部群众，并开仓放粮。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就安排以“郭亮”之名张贴了布告。

但其实，郭亮此人并不在攻打茶陵城的部队之中，但是鉴于郭亮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在群众中影响较大，毛主席故做此安排。

此时，谭震林已经绕道来了茶陵城，近乎走投无路的他看到城墙上张贴的那张“张亮”署名的布告，当即欣喜若狂，感叹郭亮还在，党就还在，国民党编造的所谓已经赶尽杀绝的鬼话就不值得信。

只不过当时谭震林看到布告时已经吃了，队伍已经走了。

但是很快一个月后，毛主席领导的部队再次打入了茶陵城！

谭震林马上前往接头，历经几个月后的彷徨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再次投身革命，工人出身的他很快就受到推举，当了茶陵城工农兵政府主席。

而毛主席得知后，十分高兴，那时，谭震林可以说是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政府主席，毛主席当即指示宛希先为谭震林送去5支枪，以帮助他建立茶陵地方武装。

就此，谭震林在茶陵拉起革命队伍，并不断壮大。

不过尽管如此，敌我力量仍然悬殊，为保存实力，谭震林坚定支持宛希先提出的，同时也是毛主席的意思，那就是将队伍带回宁冈，带回井冈山。

而第一团团长陈皓却第一个反对，并企图投敌叛变，当时在宁冈养伤的毛主席得知消息后，当即前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决平息了此事，陈皓终被逮捕。

也就是这一次，谭震林和毛主席终于见面了。

宛希先最先将谭震林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就对着眼前这位大眼睛厚嘴唇小个头的青年人说：“呦，你就是谭震林，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好年轻！”

说话间，毛主席用自己的大手握住谭震林，发出诚挚地邀请：“走，和我们一起上井冈山，做个‘震山虎’吧！”

听到毛主席当时这么说，谭震林当即哈哈笑了起来，巧的是，谭震林正好属虎，“震山虎”还真贴切。

自此，谭震林就紧随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时期，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地接触，谭震林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一边。

毛主席曾对谭震林说：“你是第一个赞成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人。”

彼时，党内不少领导同志对于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的认识还十分不足，而毛主席更曾因为写过“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小册子，遭到了错误处分。

而谭震林基本上和毛主席是“共荣辱”的，毛主席挨整失意，谭震林也跟着一起。

两人不约而同的对于这段岁月，始终铭记于心。

“他就是谭老板”

延安时期，毛主席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那时，谭震林正在新四军浴血奋战。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谭震林得了“谭老板”的雅号。

1940年4月，一位身穿白衬衣，毛呢料背带西装裤，外披长衫，头戴铜盆帽，身后跟几个伙计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了江苏常州火车站，正在接受日伪军的盘问。

“你们都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做生意的，我们店里货源紧缺，急需到乡下收购些丝绸布。”

只见一名伙计率先上前，递上了“良民证”，说话间又递上了几支哈德门香烟。

而“大老板”全程十分淡定，丝毫没有多费口舌的意思。

“走吧走吧！”伪军看了看伙计身后那位派头十足的大老板，没有起疑，当即甩手示意离开。

就这样，“大老板”和“伙计们”扬长而去。

而实际上，这位“大老板”就是谭震林，不久前刚刚在淮南繁昌保卫战中同日军血战，取得七战七捷，身名威震大江南北。

如此这般化装成大老板骗过敌人，顺利开展工作的经历，对于谭震林来说，已经是信手拈来。

后来，谭老板的名声就传扬开了。

不过真正叫响“谭老板”这个名号的，还是毛主席，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别人见主席还在带头叫，也就老板老板的，叫顺口了。

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在上海开完，毛主席到杭州刘庄小住。

遵照毛主席的指令，谭震林、田家英、李友九一同赶到刘庄，报告工作。

几人一起在凉亭等待主席的时候，田家英就突然问谭震林：“为什么人家叫你谭老板？”

还没等谭震林说话，李友九就率先抢答道：“因为他为人果断，愿意为下级撑腰。”

而这确实也是“谭老板”雅号声名远扬的原因之一。

谭震林自己听了，只是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因为说来话长，他当时满脑子想的是要汇报的工作，显然没太对这个小插曲做太多反应。

不一会儿，毛主席在卧室召见大家，当时毛主席的夫人江青也在一旁。

毛主席就对江青说：“谭老板他们要来了！”

江青乍一听“谭老板”这个名号，也是甚感好奇，还以为真的是老板，就直接问道：“是哪个老板？”

问这话时，谭震林也正好踏进毛主席卧室，毛主席就干脆指着谭震林道：“他就是两次乔庄大老板，深入敌后做工作的谭震林。”

这时，刚刚同样为“谭老板”名号赶到好奇的田家英顿时恍然大悟。

田家英

“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主席亲口介绍“谭老板”名号的这一次见面，是谭震林和江青早期少有的一次交集。

彼时，谭震林已经从上海调到了北京工作，重新回到了毛主席身边，值得一提的是，谭老板奉调进京还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

1958年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谭震林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后又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

而毛主席在杭州召见谭震林后不久，即八届七中全会后不久，谭震林就在紧接着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一路走来，不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在建国后被毛主席亲自调往北京，谭震林可以说都是紧跟毛主席的，也因此，谭震林同江青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交集，但也是比较少的，杭州刘庄那次算是其中一次。

而因为是毛主席器重的人，江青后来也理所当然地觉得，谭老板会很愿意同她搞好关系。

但结果不然，而江青真正觉察到不对味，还要从1967年年初，她主动找谭老板的那一次会面说起。

1967年初，在上海所谓的“一月风暴”开始之前，形势开始紧张起来，预期发展难料。

而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国际上也很关注，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恐有不良影响。

为此，中央最高决策层对于上海乃至整个华东的情况都不太放心。

这时候，派谁去稳定华东的局势呢？

有人就想到了谭老板。

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到北京之前，谭老板之前工作的主阵地就在华东，1952年到1954年间，谭震林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华东工业企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对华东局的情况一直比较了解，应该算是一个“老华东”了。

除此之外，谭老板的不论是资历威望还是人品能力，都更能稳住上海各界人士。

所以说，派谭老板到上海，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哪怕上海有什么动向，凭借谭老板在华东的资历，也更容易调动华东其他地方力量，最终稳住上海，稳住华东。

而对于要被派去上海的事情，谭老板事先也似乎听到了一些风声，不过他一贯的工作风格就是少议论，假若确定，组织下达了命令，谭老板就会立即执行。

但只要组织上没动静，没人找他谈话，他就当做没这回事，所以其他人问他有关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只是笑笑，然后如实说：“奇怪了，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就去上海的人事问题上，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找他谈话的人会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还有陈伯达。

一天夜晚，北京城里已经飘起了小雪粒，谭震林在人民大会堂开完当天的最后一场会，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他刚拿起黑色的呢子帽，准备往出走，就听见身后有女声叫了一声：

“谭震林同志——”

他回过头去，就发现叫住他的人，正是江青，

她道：“请等一会儿，我和伯达同志找你有事。”

谭震林虽是不解，但他对毛主席一向尊重，而江青的身份就摆在那里，他没说什么，转身和江青一起进了会议室。

过一会儿，陈伯达也来了，两人最终在谭震林的面前坐定。

“你们找我什么事吗？”谭震林就直截了当地开口问道。

彼时，谭震林除了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农林办公室主任，主管农业口，他本以为对面的两人是来找自己谈此的，还在心里嘀咕，爱怎么谈怎么谈，反正农业口的事情不能让他们插手。

一时间没注意到，对面的两人先是互相推让，“你谈吧”，“你谈你谈”，最后是江青率先开了口：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找你来，你大概已经猜到是为什么了。”

谭震林听着，眉头拧在了一起，一方面是他不习惯对方的说话方式，另一方面是他真的没有猜到是为

他就问道：“你们是不常找我谈话的，应该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吧？”

“我们是奉命来征求你的意见的……”

“上海方面怎么搞，自从柯老去世以后，华东方面没人镇得住，所以，主席考虑让你去上海。”

陈伯达和江青就这样一唱一和地先后说完。

谭震林这会儿是懂了，但他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味，照理说，这样的人事任命，一般该是总理亲自找他谈，对面的两个人代表主席来谈话？这总是不太正常的吧？

想到此，谭震林不免有些迟疑，这时，江青又说了：“你准备准备，定了就可以去了，你爱人葛惠敏的事情还没搞清楚，就不要跟去了，以后再说。”

这番话一落地，谭震林原本想说，对方都说了代表主席来的，自己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关系到自己的妻子，他火气上来了，直接反问：“葛惠敏有什么问题？”

对面的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显然也是没想到谭震林会这样直接问出来，不免有些尴尬。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我们先说去上海的问题。”陈伯达出来打圆场了。

但是谭震林心里的火气显然还没消下去，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妻子葛惠敏是个什么样的人，她能有什么问题？别人怎么信口就来“葛惠敏的问题”。

半晌，他没有说话。

短暂的沉默过后，谭震林最终还是先谢过了主席和中央的信任。

不过最后由于其他种种原因，谭震林去上海的事情并没有成行。

而对于这次会面，谭震林心中始终是郁结难消。

结果不久后，江青又找来了一次。

见面之前，江青提前给谭震林家里面去了电话，然后就捂得严严实实，去了谭家。

当时，谭震林礼节性地起身招呼，夫人葛惠敏则给江青沏了一杯茶。

江青也不兜圈子，就开门见山地说：“主席让我来，和你好好谈一谈，要和你们老同志搞好关系，向你们学习……”

“嗯。”谭震林听了半天，就简单回了个嗯。

江青也是察觉到谭震林的冷淡，心里有气又不好发作。

最后，俩人话不投机半句多，谭震林就起身送客。

刚出房门的时候，谭震林的二女儿和小儿子恰巧回来了，两人就脆生生地叫了一声：“阿姨好。”

谭震林一家

这时候的江青才显得柔和下来，有了人情味，低头拍了拍孩子的脸颊，问：“这是老几啊？”

“这是老四和老六。”一旁的葛惠敏就答道。

“你是多子多福哇！”江青就笑着对葛惠敏说道。

……

第二次会面就这样以不太愉快的过程和还算愉快的结尾收场了，后来很多人说，这次会面对于谭老板来说，其实是个机会，但是谭老板偏偏没有投这个“机”。

后来，很快，谭老板就经历了人生的一段艰苦岁月，去到了桂林，一直到1973年才又返回北京。

有人说，假如那一次，谭老板妥协，说不定就不用经此一遭了，职位还能往上升。

但是历史不容假设，谭老板的刚直不阿更是从始至终。

1977年，谭老板重返井冈山时还曾即兴作诗，其中有句：

“五十年来奋斗紧，内外妖魔皆扫光；反复搏斗从未停，天翻地覆慨而慷。”

正因此，谭老板晚年可以笃定地说：“我谭震林还是那个谭震林。”